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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2-21 01:15 工商時報 【本報訊】

    追求社會公平正義是馬英九總統公開宣示連任最重要的施政理念之一，從而推動稅制改革乃成為馬總統承諾縮減貧富所得差距必然需要採行的手段，這也是社會大眾對馬總統未來四年施政的共同期待。即因如此，馬總統在談及任何與稅改有關的議題時，皆須格外謹慎小心，以免社會各界對政府政策產生誤解甚或質疑。舉最近發生的事件為例，馬總統不久前在國民黨中常會強調，「現行稅制有錢人已繳較多的稅」的說法，就曾引發了許多輿論的非議，導致民眾對馬總統實踐租稅公平正義決心的懷疑。所幸這次馬總統的危機處理表現不錯，立即在日昨新內閣研討會的致詞中，修正了說法，且更精準地闡明未來稅改的原則，適時消除了社會疑慮。 

　馬總統原先的說法是，根據民國97年綜所稅資料顯示，適用40％稅率的富人約4萬戶，占全部納稅單位0.7％，所繳的稅占全部綜所稅收的46.8％；反之，適用稅率6％以下的窮人約418萬戶，占全部納稅單位76.5％，但所繳的稅只占全部綜所稅收的7％。因此我國現行稅制係有錢人繳的稅較多，並非受薪階級或窮人繳的稅較多。馬總統描述的是一項數據事實，這項事實只是告訴我們在現行稅制下，有錢人的確承擔了較多的稅負，但卻沒有告訴我們，在現行稅制下，有錢人是否承擔了他們真正「應該」承擔的一切稅負。總統講話只講了前面一半，但民眾關切的卻是後面一半，難怪社會輿論會質疑總統在為有錢人開脫。 

　世界上除了少數國家採用單一稅率之外，大部分國家的個人所得稅皆是採行累進稅率，以達到量能課稅的目的，台灣也不例外。再加上一些基本免稅額與扣除額的規定，因此所得越高的人所繳的稅比所得低的人為多，本即是「正常」而必然的結果。更值得重視的是，這項稅制設計的意旨，主要係在於發揮所得重分配功效，進而達到縮小貧富差距的結果。換言之，如果課稅後社會貧富差距並未有效改善，甚至還更為擴大，則表示此一課稅雖然有量能課稅的表面內涵，但卻沒有達成社會公平正義的實質效果。這樣的稅制就不是一個符合公平正義的稅制。

　貧富差距最簡單的呈現方式，就是將個人或家戶按所得高低劃分為等分位，並計算出最高所得分位者之平均所得與最低所得分位者之倍數，倍數越高表示貧富差距越大。根據綜合所得稅的資料可知，民國94年第一（最低）等分位與第十（最高）等分位稅後所得差距倍數為20.27倍，至民國98年上升至24.72倍；若以二十等分位計算，則民國94年第一（最低）等分位與第二十（最高）等分位稅後所得差距倍數為45.28倍，隨後一路攀升至民國98年的63.06倍。由此可見，我國綜所稅固然採行累進稅率而量能課稅，但其縮減貧富差距的實際成效卻每下愈況，未能充分發揮所得重分配的功能，此一結果與社會對租稅公平正義的期待頗有落差。

　誠如馬總統所言，僅以綜所稅納稅戶數做為計算貧富差距的基礎，可能由於資料母體涵蓋面不夠完整而有失準確。惟即使改採行政院主計處所發布的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我們仍然可以得到相同的結論。依據該項資料，我國家戶可支配所得五等分位的差距倍數，從民國90年升高至6.39倍後，除了96年稍微降至5.98倍之外，其餘各年皆未再低於6倍。尤有甚者，本來稍有漸趨下降的差距倍數，在馬總統民國97年上任後，又開始跳升而呈現擴大的跡象。當然這與遭逢金融海嘯、經濟景氣蕭條有密切的關連性，但無論如何，這幾年社會所得分配的不均與惡化，卻也是一項不可否認的事實。

　其次，政府縮小貧富差距的手段不外社福支出與課徵租稅兩項，前者叫做「濟貧」，後者稱為「劫富」。二者相輔相成，相互為用，政府透過收支兩面的移轉，以產生所得重分配的政策效果。近10餘年來，我們發現政府藉由社福支出縮減的貧富差距倍數平均約為1.33倍，而租稅課徵所縮減的倍數平均卻只有0.139倍，此表示租稅的所得移轉效果遠比社福支出為小且弱，進而更驗證了我國稅制益愈背離公平正義目標的事實。這個現象在馬總統上任後的這幾年，不但未曾改善，甚且有更加失衡的跡象。

　總之，馬總統以綜所稅為例，說明「有錢人已經繳了較多稅」或許是一項事實，但卻並不能因此即推論我國現行稅制就符合公平正義，其間的真相與道理不待多言。是故，我們欣見馬總統能夠不再錯誤引用「有錢人已經繳了較多稅」的說法，而改以強調未來的稅改，不但要合乎「量能課稅」原則，更要進一步達到「公平正義」目標。如果馬總統的反省與檢討的確是真心的，那麼，為了促進與提升我國稅制的公平正義，更加積極的針對現行資本利得課稅的不公與漏洞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不但是新內閣無法逃避的重責大任，也將是社會大眾對馬總統的深切期許與託付。就此而言，總統這次總算說對了，應該是一個好的開始與兆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