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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問，你覺得台灣內部最大的意識形態分歧是什麼？我想，很多人都會選擇「統」和「獨」，但如果，我把問題改一下，大家覺得兩岸彼此，最大的意識形態分歧是什麼？我想，答案就不一而足了。 

　　但如果問我，最明顯的分歧應該是對「自由、民主與人權」的理念態度吧！特別是，當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上，主辦單位留給劉曉波那張空椅子，突兀又諷刺地呈現在全球世人的目光下時，這樣的分歧感，似乎就更加鮮明。 

　　從台灣角度來看，由於人民一路奮鬥爭取自由民主與人權至今，對我們來說，這些價值就好比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陽光、空氣和水一樣，已成為無須辯論的當然存在。我記得，有一次聽到有人批評台灣的效率，他以中國大陸為例，對比兩邊的施政效率。但我只反問了他，那你覺得台灣好還是大陸好呢？他毫不思索地回答，還是台灣好。 

　　在台灣，我們重視民主，所以協調共識的程序會消磨掉效率；因為重人權，所以，即便有集體利益的大帽子，也不代表少數人必須為多數人犧牲他當得的權益。顯然，在台灣，為了維護我們覺得最重要的價值（民主人權），而須以其他價值作為權衡代價（一部分的效率）。但這其間的算盤撥一撥，我們還是覺得值得、划算。 

　　而這其間的差別，正是兩岸當前最指標性的分歧。 

　　然而，這樣的分歧，也同時引起兩岸各自不同的挑戰。也一樣可以在劉曉波獲和平獎一事上，具體而微的顯現。 

　　對中國大陸來說，這將永遠是一根刺，刺在「經濟進步」要害上。以台灣的例子來看，經濟的發展與自由化，是很難不伴隨政治的民主與人權的發展的，馬斯洛（Maslow）「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 y」書中的人性需求層次理論正告訴大家，當低階的飽暖問題滿足後，人要追求的就是尊嚴乃至於自我的實現。當中共啟動的一系列經濟改革，漸漸在「飽暖問題」上獲得成績，其實中共也同時在一點一滴的打掉其一黨專政的統治基礎，相信中共高層不是不明白，但卻很可能懼怕於加快面對的速度。劉曉波的得獎，其實也是警示，要中共省思，人權時鐘在中國大陸已正加速快轉的現實。 

　　而對台灣來說，則呈現了另一種尷尬。以馬總統為例，劉曉波獲獎當天，他率先發聲明祝賀，第二天，則親自呼籲中共釋放劉曉波。但卻遭到輿論強烈的批判，他的呼籲慢半拍！不夠強烈！但其實，馬英九是亞洲第一個跳出來呼籲釋放劉曉波的國家元首，就算擴大到全球，他也是在前十名要求釋放劉曉波的國家元首。 

　　說起來，就是因為兩岸中間有著微妙的特殊連結，這特殊連結，也會形成一種放大式的特殊期待。其一是，由於馬英九努力的改善兩岸關係，降低了緊張，也幫助了台灣經濟的成長，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但問題來了，這些經濟上努力，馬總統也許想把效果緊實在經濟上，但外界卻會擴延到政治、到人權、到各種非經濟的價值環節上。於是就會得出一種質疑，中國大陸的人權如此，馬英九卻去拉近兩岸的（經濟）關係，那馬英九的人權立場是不是有問題？ 

　　第二種特殊的期待，則是希望馬英九能更大的發揮台灣價值的影響力，讓我們的自由民主人權體系，能夠成為加速中國大陸在這些價值上進步的正面因子。 

　　筆者認為第一種想像是一種混淆，大陸的人權不夠進步，不等於不該和大陸發展關係，就像其他民主國家，也不會因此拒絕和中國大陸發展關係。甚至可以倒過來說，排除和中國大陸發展關係，也等於排拒掉讓人權理念促進中國大陸改變的可能性。但第二種期待，筆者倒是認為，是馬總統可以放在心上的，如果我們認為我們信仰的人權價值是好的，就透過所有可能的努力，讓「好東西與好朋友」分享。 

　　人類雖無力決定日出日沒的時間，但透過智慧巧思，卻可以改變自己善用時間的方法。人權時鐘也要把握兩岸關係穩定發展的歷史機遇加以撥快。只要兩岸持續加速人權的深化改革，不論兩岸彼此、或是台灣內部最大的意識形態分歧，也就不再是問題了。（作者為法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