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即將邁入自殘式勞動時代－從人權紀錄片《佔領》看非典型勞動與24-7經濟
文／陳韋綸
http://pots.tw/node/1402
距離此次受國際人權影展之邀來到台灣的紀錄片導演Maple Razsa拍攝《佔領》(Occuation)一片已有七年之遙，然而美國哈佛大學仍然無法承諾給予校內清潔工、警衛以及自助餐廳員工基本的維生薪資(living wage)。「幾年之後，哈佛大學校方似乎忘了維生薪資這回事。」在映後座談時被問及後續發展的Maple Razsa有些無奈地回答。
文／陳韋綸
http://pots.tw/node/1402
距離此次受國際人權影展之邀來到台灣的紀錄片導演Maple Razsa拍攝《佔領》(Occuation)一片已有七年之遙，然而美國哈佛大學仍然無法承諾給予校內清潔工、警衛以及自助餐廳員工基本的維生薪資(living wage)。「幾年之後，哈佛大學校方似乎忘了維生薪資這回事。」在映後座談時被問及後續發展的Maple Razsa有些無奈地回答。
當年於哈佛大學攻讀人類學博士的Maple Razsa正修習紀錄片拍攝課程，當時校園內學生就校內員工維生薪資議題上無法以協商方式取得校方讓步之後，決定以公民不服從的方式佔領行政大樓內的校長室，直到校長及董事會願意對薪資做出實質改進。在此之前學生已進行三年的和平抗議。「當時我拍攝了5分鐘的紀錄片，觀察整個行政大樓有那些地方是容易突破進入的…，最後那堂課我只得了C的分數。」而後Maple與其他44位學生在某個夜晚潛入行政大樓，開始為期21天的靜坐：三個星期內建築物內部的學生馬拉松式地以手機及網際網路尋求橫向奧援─從社區居民、校園師生、波士頓地區社運份子及無政府團體、全國性公會及專業律師；而建築物外部學生與無法取得維生薪資的勞工們則在草地上搭起紅的、紫的、藍的帳棚，早晨睡眼惺忪之際搖著裝有豆子的空洗衣精瓶子，拿著金黃色的銅製大聲公在肥皂箱上演說及控訴，「當中有幾個勞工在八零年代時是瓜地馬拉反美帝的游擊隊成員，都說自己現在於校園內被剝削的處境不斷地讓他們聯想到過去。」當時的Maple與其他學生手臂勾手臂將校務長圍堵在辦公室門口，希冀取得談判機會。最後在全國性新聞網路以及地方電視台的曝光之下，校方終於在網站上張貼願意調漲薪水的公告，佔領學生們在走出行政大樓後與拉丁美洲裔的清潔工媽媽相擁而泣。
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只是至今哈佛薪資調漲幅度仍然無法跟上波士頓當地的生活開銷；而這中間的差距，七年過後校方絲毫沒有補足的意願。這差距是每小時每人約26分錢。
「你會覺得累到了一個程度，像螺絲釘一樣被扭曲。」
26分錢對於作為西半球最大企業體、全世界第二富有之NGO非政府組織（第一名為梵蒂岡）、每年接受捐款18,000美元、總資產約200億的哈佛大學而言，絕非壓倒駱駝的一根稻草；其校務長年薪為24,500元，約可養活17個如法蘭克這樣的工友─法蘭克每日通勤兩小時後於八點鐘準時上工，然後開始馬不停蹄地擦拭熱水器及黑板，如此不斷重複的機械式工作每天得花去他14個小時，而這樣每天睡眠時間不足四小時的生活已有20年之久。「你會覺得累到了一個程度，像螺絲釘一樣被扭曲。」
然而這般疲憊的代價僅僅溫飽而已；在企業捐款日益減少之際，校方的應對策略為打擊公會，然後將低技術如清潔工、警衛以及伙房人員外包，使得如法蘭克這樣辛勤大半輩子的人沒有年資積累、沒有病假權利也沒有周休二日─自殘式的工作型態。「扣稅之後每週實薪為319元。」對於波士頓這樣每小時得賺15元才能負擔兩房公寓的高物價地區而言，如同法蘭克所言，「基本上我能存活至今的原因是我正在耗盡之後的退休金。」另一方面，在佔領行動爆發後，校方先是針對校內非法勞工進行要脅，接著派出遊說團體消毒，表示校方並非不願意提供維生薪資，只是認為提供在職教育─「英語會話」─更能幫助工人們脫離貧窮，完全忽略許多清潔工為了生存身兼多職的事實。然而校方何不食肉糜的行徑並不令人訝異，儘管上網查詢哈佛大學董事會，也就是所謂「哈佛企業體」─從可口可樂至Taco Bell、肯德基、奇異、安隆等等─成員們在勞工剝削史上的罄竹難書便可略知一二。Maple Razsa如此形容初次踏入哈佛大學的地下室：「在地下室的警衛更衣間裡你看到皮膚黝黑、身材矮小的一群人，而在他們上面的則是高大的白人，真的，你會以為自己又回到棉花田開墾時期的美國。」
「我們需要更具彈力、適應力更強的勞動力不停地轉動。」
法蘭克並非唯一感到自己像螺絲釘的人：自八零年代起企業體開始自我肢解，將各部門視作可分割的機械組件進行外包，以減少內部結構投資來降低人事成本，同時如哈佛大學公關對外宣稱：「外包是讓專家來負責專門的事。」而那些外包公司所謂專門事業可說鋪天蓋地，從美國可以在伊拉克戰場外包軍人，也可以將能源/染密集如鋁、鋼、鐵開採以及廉價汽車產業外包到印度；在冰島，安養院全體醫療人員可能都是外包勞工。對於企業主而言，外包、約聘以及臨時勞工都代表更具彈性的勞力運用，讓「機器」維持三百六十五天無間歇地運轉─「24-7經濟」（一天24小時、一個禮拜七天、全年無間休）儼然誕生：在非洲模里西斯的紡織廠內或是鮪魚罐頭前，相同位置總有來自孟加拉以及非洲其他國家的契約勞工不斷交棒。該國的人力資源發展部長直截了當地表示：「我們需要更具彈力、適應力更強的勞動力不停地轉動。」
然而對勞工來說，「更具彈力的勞動力」意味著不安定的就業型態(precarious employment)，以及越來越多的勞動市場風險─無法維持穩定就業使得工作隨時中斷的可能性、無法達到最低基本工資的低薪水、無法獲得年資累積以及福利，以及無法憑藉單一工作生存；從五零年代起採取終身雇用制度的日本企業，則於九零年代泡沫經濟後大量裁員；復以人口結構高齡化及少子化使得企業無法再以相對低薪年輕員工支撐起中高齡管理階層，終身雇用制神話瓦解的同時，引入派遣及外包員工以減少人事成本；其結果便是青年不得不成為兼差族或時薪人員，並且形成所謂「單身寄身族」(parasite singles)，即20到29歲仍依賴父母提供食衣住行需求的單身年輕人。
由左向右看：誕生於新自由主義中的非典型勞動
而大量僱用外包、約聘以及臨時勞工同時意味著透過規避社會福利支出、年終獎金、支薪假期、各式正式員工福利以及企業責任。八零年代後歷經自由市場洗禮後由左向右看的拉丁美洲國家如秘魯而言，則暗示空殼公司的濫觴；在秘魯約有40萬名的紡織工人、礦工以及建築工因登記於企業的空殼公司下成為約聘工人而無法享有正式員工的福利。對於南韓企業如現代汽車(HYUNDAI)及樂天(LOTTE)而言，則不惜於政府頒佈非典型勞工保護法之前五鬼搬運，以單方終止合約的方式迫使屆滿兩年的非正式勞工與外包公司另訂合約，排除晉升為正式勞工的可能性。也由於單一企業存在來自不同外包公司的勞工，加上不安定的就業型態以及非典型勞動方式，都阻撓了組成工會以爭取團體協約的可能性。
在台灣，part time工作者於五年間增加約五萬人，派遣員工由七萬六千人上升為十二萬九千人，而短時間（三個月）定期契約工作者也增加四萬人之譜，失業率無法作為分析勞動市場的精準指標，在非典型勞動型態逐漸成為趨勢的同時，工作時數上升的同時被切割得更為零碎，而時薪無法跟上消費水平，「下班兼差2小時，我要第二份薪水」之類的兼差全攻略出現於書店之中；沒週休、沒病假權力、沒年資及媒福利的十年之後，是不是一個看不見的未來？
台灣版《佔領》─勞動者缺席的維生薪資運動
現任民航局桃園國際航空站產業公會秘書、當時為政治大學左翼社團種子社的陳曉雯回憶今年初政大校內清潔工事件，如《佔領》行動中途勞動者現身進入運動的場景似乎不曾發生，「其實清潔工們沒有產生那種被壓迫的自覺。在那樣的情況下其實很難找到一個施力點去爆發。」她表示當初在訪調之後成立的清潔工子女課輔完全是因為要維持與勞工建立的關係：「那時候有一個阿姨一直很擔心自己兒子大學考不好…，不過到最後還是只有她兒子一個人。」「很多阿姨都勸我們要乖乖回去唸書比較有前途。」另一位社員易禹昕說到。
外包公司就是那個有本事的工程師！
政大於2002年起將校內清潔工作外包給金都清潔公司，雙方立約應聘人數108人，實際上僅有72名清潔工「吃掉」校內所有清潔事務，約莫每人多付出1.6倍的工作量；而中間46人的勞動獲利約計每年800萬，當初以2350萬元得標的外包公司整碗端去整整五年，總金額超過4000萬。而學生要求學校調閱相關資料時，校方給的資料不是有所闕漏，就是佯裝沒有相關資料的態度。而當初政大商學院出身的校長吳思華更是毫無勞權觀念，臉不紅氣不喘地於冷氣房內教導學生們勞工剝削的真諦：「今天我用三萬元聘請一個工程師給他十天工作天，結果他三天就完成了，那我要給他多少？還是三萬元！」
今天學校依照給予外包公司得標金額2350元，如果72人完成108人的工作，那外包公司就是那個有本事的工程師！而當初談判時發生樣版勞工相挺資方，「後來我在外面看到他兼差，生活過得也不好。可能是老闆對他比較好吧，所以跳出來幫他們說話。」與《佔領》一片中工人們親自站到肥皂箱上高喊「我控訴」反差頗大的是「其實大家都知道外包公司在搞什麼鬼，但是都在暗地裡幹資方，卻不敢說出來...」陳曉雯亦表示當初還歸納清潔工十大遁逃術：「有的清潔工會跟你說：『這裡沒有清潔工』，或是在訪調時表示自己是新來的，但是明明幾個月前還在校園內看他打掃。」
僅管兩相對照下的勞工意識萌芽經驗天南地北，面臨工作外包化兩國勞工們卻有著極其相近的脈絡與處境，只是國立大專院校清潔工作外包化與歷年不斷攀高的學費意外糾結一塊：隨著國家教育預算降低，高學費映照出國立大學漸趨企業化的發展，暗示外包化並非各司其職，僅僅壓縮人事成本。以一年一簽的締約方式降低晉升正式勞工後各種福利以及年資累積的可能性，同時也讓校方規避責任，在糾紛產生時有足夠互推皮球的空間。以政大清潔工事件為例，在學生申請勞檢之後儘管證明卻有違法之實，校方卻以「只管採購程序合不合法、不管勞資僱用」為由單方宣稱自己並無違法之虞，同時也相當慷慨地於各系設置窗口，歡迎清潔工申請緊急救難協助，表示將負起完全的道義責任。此外由於外包勞工不屬於校內職員編制、工作場所變動率以及員工流動率高，在無法受到校園內工會的庇蔭下，自己也難以組織工會，即便有哪個人在勞資糾紛時很敢衝，「陣亡率也很高…，沒有爭取團體協約的機會。」陳曉雯所說的，正是不安定就業結構下勞工們面對資方的脆弱之處。「之前有一位外籍配偶因為印尼家人死掉，必須回家鄉一趟，結果外包公司給她簽一堆有的沒的文件，她在看不懂的情況下也就簽了…，後來才知道是自願離職書。」而清潔工也偷偷跟學生透露金都公司把他們轉渡給另一家外包公司時，被迫簽下自願離職書，讓他們的年資累積重新來過。
「其實幫清潔工爭取權利時也是幫自己爭取權利，真的，沒有人知道哪天我們正作著同樣的工作、受到相同的對待。」陳曉雯說的那天，其實早已到來。
破報 復刊539期 封面故事
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只是至今哈佛薪資調漲幅度仍然無法跟上波士頓當地的生活開銷；而這中間的差距，七年過後校方絲毫沒有補足的意願。這差距是每小時每人約26分錢。
「你會覺得累到了一個程度，像螺絲釘一樣被扭曲。」
26分錢對於作為西半球最大企業體、全世界第二富有之NGO非政府組織（第一名為梵蒂岡）、每年接受捐款18,000美元、總資產約200億的哈佛大學而言，絕非壓倒駱駝的一根稻草；其校務長年薪為24,500元，約可養活17個如法蘭克這樣的工友─法蘭克每日通勤兩小時後於八點鐘準時上工，然後開始馬不停蹄地擦拭熱水器及黑板，如此不斷重複的機械式工作每天得花去他14個小時，而這樣每天睡眠時間不足四小時的生活已有20年之久。「你會覺得累到了一個程度，像螺絲釘一樣被扭曲。」
然而這般疲憊的代價僅僅溫飽而已；在企業捐款日益減少之際，校方的應對策略為打擊公會，然後將低技術如清潔工、警衛以及伙房人員外包，使得如法蘭克這樣辛勤大半輩子的人沒有年資積累、沒有病假權利也沒有周休二日─自殘式的工作型態。「扣稅之後每週實薪為319元。」對於波士頓這樣每小時得賺15元才能負擔兩房公寓的高物價地區而言，如同法蘭克所言，「基本上我能存活至今的原因是我正在耗盡之後的退休金。」另一方面，在佔領行動爆發後，校方先是針對校內非法勞工進行要脅，接著派出遊說團體消毒，表示校方並非不願意提供維生薪資，只是認為提供在職教育─「英語會話」─更能幫助工人們脫離貧窮，完全忽略許多清潔工為了生存身兼多職的事實。然而校方何不食肉糜的行徑並不令人訝異，儘管上網查詢哈佛大學董事會，也就是所謂「哈佛企業體」─從可口可樂至Taco Bell、肯德基、奇異、安隆等等─成員們在勞工剝削史上的罄竹難書便可略知一二。Maple Razsa如此形容初次踏入哈佛大學的地下室：「在地下室的警衛更衣間裡你看到皮膚黝黑、身材矮小的一群人，而在他們上面的則是高大的白人，真的，你會以為自己又回到棉花田開墾時期的美國。」
「我們需要更具彈力、適應力更強的勞動力不停地轉動。」
法蘭克並非唯一感到自己像螺絲釘的人：自八零年代起企業體開始自我肢解，將各部門視作可分割的機械組件進行外包，以減少內部結構投資來降低人事成本，同時如哈佛大學公關對外宣稱：「外包是讓專家來負責專門的事。」而那些外包公司所謂專門事業可說鋪天蓋地，從美國可以在伊拉克戰場外包軍人，也可以將能源/染密集如鋁、鋼、鐵開採以及廉價汽車產業外包到印度；在冰島，安養院全體醫療人員可能都是外包勞工。對於企業主而言，外包、約聘以及臨時勞工都代表更具彈性的勞力運用，讓「機器」維持三百六十五天無間歇地運轉─「24-7經濟」（一天24小時、一個禮拜七天、全年無間休）儼然誕生：在非洲模里西斯的紡織廠內或是鮪魚罐頭前，相同位置總有來自孟加拉以及非洲其他國家的契約勞工不斷交棒。該國的人力資源發展部長直截了當地表示：「我們需要更具彈力、適應力更強的勞動力不停地轉動。」
然而對勞工來說，「更具彈力的勞動力」意味著不安定的就業型態(precarious employment)，以及越來越多的勞動市場風險─無法維持穩定就業使得工作隨時中斷的可能性、無法達到最低基本工資的低薪水、無法獲得年資累積以及福利，以及無法憑藉單一工作生存；從五零年代起採取終身雇用制度的日本企業，則於九零年代泡沫經濟後大量裁員；復以人口結構高齡化及少子化使得企業無法再以相對低薪年輕員工支撐起中高齡管理階層，終身雇用制神話瓦解的同時，引入派遣及外包員工以減少人事成本；其結果便是青年不得不成為兼差族或時薪人員，並且形成所謂「單身寄身族」(parasite singles)，即20到29歲仍依賴父母提供食衣住行需求的單身年輕人。
由左向右看：誕生於新自由主義中的非典型勞動
而大量僱用外包、約聘以及臨時勞工同時意味著透過規避社會福利支出、年終獎金、支薪假期、各式正式員工福利以及企業責任。八零年代後歷經自由市場洗禮後由左向右看的拉丁美洲國家如秘魯而言，則暗示空殼公司的濫觴；在秘魯約有40萬名的紡織工人、礦工以及建築工因登記於企業的空殼公司下成為約聘工人而無法享有正式員工的福利。對於南韓企業如現代汽車(HYUNDAI)及樂天(LOTTE)而言，則不惜於政府頒佈非典型勞工保護法之前五鬼搬運，以單方終止合約的方式迫使屆滿兩年的非正式勞工與外包公司另訂合約，排除晉升為正式勞工的可能性。也由於單一企業存在來自不同外包公司的勞工，加上不安定的就業型態以及非典型勞動方式，都阻撓了組成工會以爭取團體協約的可能性。
在台灣，part time工作者於五年間增加約五萬人，派遣員工由七萬六千人上升為十二萬九千人，而短時間（三個月）定期契約工作者也增加四萬人之譜，失業率無法作為分析勞動市場的精準指標，在非典型勞動型態逐漸成為趨勢的同時，工作時數上升的同時被切割得更為零碎，而時薪無法跟上消費水平，「下班兼差2小時，我要第二份薪水」之類的兼差全攻略出現於書店之中；沒週休、沒病假權力、沒年資及媒福利的十年之後，是不是一個看不見的未來？
台灣版《佔領》─勞動者缺席的維生薪資運動
現任民航局桃園國際航空站產業公會秘書、當時為政治大學左翼社團種子社的陳曉雯回憶今年初政大校內清潔工事件，如《佔領》行動中途勞動者現身進入運動的場景似乎不曾發生，「其實清潔工們沒有產生那種被壓迫的自覺。在那樣的情況下其實很難找到一個施力點去爆發。」她表示當初在訪調之後成立的清潔工子女課輔完全是因為要維持與勞工建立的關係：「那時候有一個阿姨一直很擔心自己兒子大學考不好…，不過到最後還是只有她兒子一個人。」「很多阿姨都勸我們要乖乖回去唸書比較有前途。」另一位社員易禹昕說到。
外包公司就是那個有本事的工程師！
政大於2002年起將校內清潔工作外包給金都清潔公司，雙方立約應聘人數108人，實際上僅有72名清潔工「吃掉」校內所有清潔事務，約莫每人多付出1.6倍的工作量；而中間46人的勞動獲利約計每年800萬，當初以2350萬元得標的外包公司整碗端去整整五年，總金額超過4000萬。而學生要求學校調閱相關資料時，校方給的資料不是有所闕漏，就是佯裝沒有相關資料的態度。而當初政大商學院出身的校長吳思華更是毫無勞權觀念，臉不紅氣不喘地於冷氣房內教導學生們勞工剝削的真諦：「今天我用三萬元聘請一個工程師給他十天工作天，結果他三天就完成了，那我要給他多少？還是三萬元！」
今天學校依照給予外包公司得標金額2350元，如果72人完成108人的工作，那外包公司就是那個有本事的工程師！而當初談判時發生樣版勞工相挺資方，「後來我在外面看到他兼差，生活過得也不好。可能是老闆對他比較好吧，所以跳出來幫他們說話。」與《佔領》一片中工人們親自站到肥皂箱上高喊「我控訴」反差頗大的是「其實大家都知道外包公司在搞什麼鬼，但是都在暗地裡幹資方，卻不敢說出來...」陳曉雯亦表示當初還歸納清潔工十大遁逃術：「有的清潔工會跟你說：『這裡沒有清潔工』，或是在訪調時表示自己是新來的，但是明明幾個月前還在校園內看他打掃。」
僅管兩相對照下的勞工意識萌芽經驗天南地北，面臨工作外包化兩國勞工們卻有著極其相近的脈絡與處境，只是國立大專院校清潔工作外包化與歷年不斷攀高的學費意外糾結一塊：隨著國家教育預算降低，高學費映照出國立大學漸趨企業化的發展，暗示外包化並非各司其職，僅僅壓縮人事成本。以一年一簽的締約方式降低晉升正式勞工後各種福利以及年資累積的可能性，同時也讓校方規避責任，在糾紛產生時有足夠互推皮球的空間。以政大清潔工事件為例，在學生申請勞檢之後儘管證明卻有違法之實，校方卻以「只管採購程序合不合法、不管勞資僱用」為由單方宣稱自己並無違法之虞，同時也相當慷慨地於各系設置窗口，歡迎清潔工申請緊急救難協助，表示將負起完全的道義責任。此外由於外包勞工不屬於校內職員編制、工作場所變動率以及員工流動率高，在無法受到校園內工會的庇蔭下，自己也難以組織工會，即便有哪個人在勞資糾紛時很敢衝，「陣亡率也很高…，沒有爭取團體協約的機會。」陳曉雯所說的，正是不安定就業結構下勞工們面對資方的脆弱之處。「之前有一位外籍配偶因為印尼家人死掉，必須回家鄉一趟，結果外包公司給她簽一堆有的沒的文件，她在看不懂的情況下也就簽了…，後來才知道是自願離職書。」而清潔工也偷偷跟學生透露金都公司把他們轉渡給另一家外包公司時，被迫簽下自願離職書，讓他們的年資累積重新來過。
「其實幫清潔工爭取權利時也是幫自己爭取權利，真的，沒有人知道哪天我們正作著同樣的工作、受到相同的對待。」陳曉雯說的那天，其實早已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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