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mething

2009-04-02 中國時報 王健壯

芝加哥郊外有個小鎮叫斯科基，居民祇有六萬多人，其中多數是猶太人，許多人更是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

一九七七年，這個原本寧靜的小鎮卻籠罩在一場風暴中：新納粹主義的美國國社黨，宣告要在斯科基舉辦一場遊行，遊行者並將佩戴納粹的標誌。

斯科基居民為此群情憤怒，他們上街頭示威抗議，市政廳也頒布法令，禁止一切煽動仇恨的標誌與服飾的散播，同時向法院聲請禁制令，禁止新納粹黨的遊行。官司從州法院打到聯邦法院，聯邦法院最後判決斯科基頒布的禁令違憲；但國社黨雖贏了官司，卻取消了遊行，風暴始告平息。

斯科基與國社黨這場官司，雖是美國言論自由史上重要判例，但如果這場官司在歐洲發生，結果將完全不同。

歐洲多數國家的法律都認定，否認納粹大屠殺是犯罪行為，在德國，任何有關象徵納粹標誌的展示更被視為重罪。歐洲有學者甚至舉《我的奮鬥》一書為例：希特勒的大屠殺意圖其實在這本書中早已暴露無遺，如果當初就將他繩之以法，又何來日後他將言論化為行動，造成人類悲劇的發生？

連鄰近美國的加拿大最高法院也認定，即使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但否認大屠殺的人應被起訴判刑。唯獨美國根據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否認大屠殺者的言論自由權利；聯邦法院判決斯科基禁令違憲，便是由此而來。

美國司法對「仇恨言論」、「挑釁言論」、「不雅言論」或「令人不快言論」，一向主張內容中立，反對政府管制，除非言論有明顯而立即的真實威脅，否則一律受到憲法保護。

一九八○年代，美國有些大學鑑於歧視少數族裔的種族仇恨言論蔓延，特別在校規中增列言論規範，禁止此類言論，違者將以校規論處。到九○年代，許多大學更將仇恨言論的範圍，擴及到性別、膚色、宗教、性傾向、語言、政治信仰、年齡、愛滋帶原者等等。

也就是說，雖然美國司法對不具真實威脅的仇恨言論採取保護原則，但大學校園卻反其道而行，紛紛以校規列舉了許多不受保護的言論類型加以禁止；司法與社會現實對仇恨言論的危害認知，似乎出現了極大落差。

然而，即使大學的反仇恨言論運動風起雲湧，但聯邦法院對幾所知名大學，例如史丹佛與密西根大學校規中的反仇恨言論規範，仍然判決違憲，理由是：像黑人這類少數族裔學生，雖然常是仇恨言論的受害者，但若以校規明令禁止這類言論，卻很容易就淪為政治正確批評者的攻擊箭靶。

其實，美國大學禁止仇恨言論的作為，乃是法界「批判種族論者」挑戰司法主流意見的行動實踐；他們不滿法院對仇恨言論訴訟的判決，一向依據「言論自由」與「政府管制」間的「非此即彼」關係去權衡，忽略了「種族平等」與「言論自由」間「既彼又此」的關係，其實才是仇恨言論判決應有的裁決依據。

九一一事件後，美國的仇恨言論有增無減；黑人入主白宮後，仇恨言論更有了新的標的；法律到底該不該管制仇恨言論？可以管制到什麼程度？古老的爭論又有了新的素材。寫過《國會不得立法》的知名憲法學者安東尼路易斯，去年即出版了一本新書，書名雖是《給那些我們憎恨的思想以自由》（美國已故大法官赫姆斯的名言），但他仍舉一九九四年盧安達大屠殺的例子，表達了他的困惑。

當時掌權的胡圖族曾透過廣播，呼籲屠殺圖西族，結果造成了五十多萬人死亡；圖西族掌權後，為避免悲劇重演，下令禁止任何人或政黨以挑撥種族為名進行分裂。

路易斯雖然一向相信對抗「邪惡言論」最有效的方法是「更多更好的言論」，但盧安達的例子卻也讓他懷疑：「我們這些從未遭逢這種悲劇的美國人，難道要告訴盧安達人說，你們限制言論自由是錯的嗎？」

台灣對仇恨言論該如何看待處理？是美國的司法模式？批判種族論者模式？還是歐洲模式？不管選擇哪一種，路易斯這本新書都該找來一讀再讀；最起碼該仔細玩味一下這本新書書名的意義。（作者為中國時報前社長）